从北京回到故乡已经待了三周，到了痒的时候了。

痒并不疼却吸引人的注意力，让人一直敏感地惦记着这一茬事。所谓婚姻的七年之痒未必代表有什么很严重的麻烦，而是一件件小事的别扭，看了本书看了部电影听谁扯了一嘴家长里短闲话，都让人产生与自己婚姻有关的琢磨，但这琢磨又没有出口释放，就会痒。

野猪痒了喜欢蹭松树，身上一层又一层松树油，皮厚禁折腾，人不行，蹭久了容易破皮，痒变成了疼，事就大了。我现在就是一个痒而不疼的状态，松散而兴奋，想写东西但是又无法集中注意力思考论述，只能记录一些短促的随感。

如果不是被瘟疫堵在故乡，我也想不起很多童年的事情。这个过程很有趣，一开始很高兴假期多了一些，后来开始无聊烦躁非常想回北京，再后来开始享受这种社会放缓停摆的状态。

这是我从离开家乡读大学开始，在家待得最久的一次，每天夜晚父母睡了，我独自在客厅里散步，把窗子开一道小缝透透气，混合了一点嘎斯味的新鲜冷空气渗透进屋里，我望着远处迷雾中散射的灯光，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流放的囚徒。

我的老家这座东北的重工业城市，从我回家就一直是阴霾浓雾笼罩，倒是很像记忆里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冬天的天空都是灰色的，还不是雾霾，而是煤灰，户外无论哪里都是一层煤灰。要是下了雪，只有刚下完的一会儿是纯白的，第二天积雪上就漂浮了一层黑色粉末，等雪开始融化一点，地上就混合着融雪、冰碴、泥水、黑土渣、煤灰，走一路鞋和裤脚都是泥点，要是摔了一跤就彻底完犊子了。

如果一个环境非常洁净精致，个人的粗糙就会格外突兀碍眼，但如果环境本身就是埋了吧汰的，那人们反而更加宽容。小时候生活环境的冷和脏，多多少少降低了小孩子的虚荣需求，再牌子的鞋也得崩上泥点子，人人出门都是一件长羽绒服或者棉大衣。

这可能是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挺好的一点，共同富裕是指望不了了，环境的恶劣倒是可以在一定程度让人们看起来共同贫穷。瘟疫也是这样，大家都不能出门，出门都戴着口罩，娱乐和装饰消费大幅度降低，每天胡吃傻睡，除了短视频和直播继续让一部分人消耗华丽的衣服和化妆品之外，大部分人的情况都很好。

那时候读小学，每天课间结束回到教室，老师总要提醒大家把脚跺干净再进楼，但学校领导一直也没想到在楼门口放一张毛毡垫，所以地面永远是黑色的一道道脚印，如果换成红色，就很像杀人之后拖曳尸体的血迹场景。

今年过年回家，发现我家楼下通了地铁，之前我以为一片荒野的河边也被规划成了步行公园，我爸说天不冷的时候，他每天都去散步几圈。我专门去了一趟，沿着我爸每天的路线走了一次，我有意想要了解我不在家的时候，父母每天的生活，他们每天看到的图景是什么。

即便是在瘟疫期间，河边公园人还是挺多的，除了打球和跑步，很多人就便对着结冰的河道，或者干枯的树林发呆，什么都不做，就那样干待着。我也站在那待了一会儿，很难得的体验，在北京的时候，仿佛有一个充满罪恶感的精灵在肩膀上提醒自己不能浪费时间，必须做点事情，创造价值，或者娱乐消费，总之不能让时间白白过去。

人们充满焦虑，是因为很多人能创造的价值就是很少很少的，而能选择的娱乐消费也是很少很少的，他们很紧张不安，觉得自己不断被别人碾压过去，像个废物点心，同时也没有享受到多少靠消费实现的娱乐，又好像在委屈自己浪费生命。于是在做事也做不成，玩耍也玩不开心的拧巴中惶惶终日。

这么想来，能有一段时间就对着河道和树林干待着，任由时间流逝，是多么美好，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你就比那些依然被创造和消费唬得五迷三道的人要高级了一会儿。

昨天上午我回到小时候待过的街区转转，那片从我出生开始，甚至从我妈妈小时候开始就基本没怎么变化过的街区，现在也因为瘟疫而产生了一点动作，各个小区开始设置路障封闭检查，每个路口都是戴口罩和红袖标的街道工作人员，恍然有点我之前去乌鲁木齐的景象。

观察群众运动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作为革命党起家的政府，最擅长的就是群众运动，必须经常保持随时动员的状态，所谓革命党就是要折腾，而且只能是他折腾你跟着，你要想自己独立折腾那可不行。

群众运动不是让群众真的做什么，而是把群众拉倒运动中，让群众产生对运动的参与感。你不把他拉进来，他就会在局外人的立场上生二心犯嘀咕，你把他拉进来随便分配点事情，他就感觉这次运动和他有关系，他就马上变成了自己人。重要的不是做什么事情，而是通过事情把人控制住，让人的精力和意识在可控的范围内。优秀的群众运动就是，早上大伙儿把石头从山下搬到山上，晚上再搬下来，大家热火朝天积极主动。

常说中国人是权力动物，这就不难理解各地出现的一些过火的防疫工作，法律动物的思考方式是先划一条线，已知哪些是不能做的，在这条线上考虑能实现什么目标能做什么。权力动物的思考方式是先找到一个指令，再考虑自己的权力朝这个指令最深能延伸到哪里。

所以对于权力动物来说，上级给出了一个指令，指令的目标是“防疫”，但目标不需要基层权力动物考虑，基层权力动物需要考虑的指令本身是“封锁”。接下来权力动物要执行的就是“封锁”，开始考虑自己的权力能在“封锁”这件事情上延伸到哪里，所以无论是破坏公共道路，还是暴力侵犯他人住宅及人身，还是驱逐外地租客，都是不同基层政治动物权力的延伸范围，这件事情和防疫无关，和封锁有关，和目标无关，和指令有关，和人无关，和权力动物有关。

大学的时候，每年寒假返校日期都是2月14号，于是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一部分人正好在这一天相聚，一部分人则正好离别。这场过年期间的瘟疫打乱了很多人的安排，有的爱人被分隔两地，有的父母与子女则难得相处很长，也有的夫妻第一次在其中一方的老家待这么久。

被迫分隔与被迫相处对于亲密关系都是一种考验，正常生活的停摆让一些人平时依靠忙碌或者假装忙碌来麻醉逃避的事情开始浮现发酵，也让一些人难得有了时间和机会开始注意到自己一直忽视的事情。曾经过年期间短暂的三五天，片儿汤话稀里糊涂糊弄过去，在延长到半个多月之后，开始让人们意识到并思考自己与面前的这个人的关系，或者与远方的那个人的关系。

对我而言，事情的一面是在家里没有任何工作状态，我在家都没有自己单独的桌子，只能在父母睡了之后在饭桌上做点事情，我每天看着那些做社会、科技和医疗媒体的朋友们每天忙碌着采访和写作，更不用说那些与医疗和物流直接相关的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继续利用瘟疫时期赚钱了，这让我失落地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摆脱了在北京对于“创造”与“消费”的焦虑之外，我突然意识到不做事情也不花钱挺让人舒服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每天陪伴家人胡吃傻睡，看着外面兵荒马乱，我听天由命地享受着宁静，直到不知何时好运用完的时候。

我在想，有没有一种状态，没有瘟疫这样带来的痛苦与死亡，却同样能使社会放缓甚至停摆，绝大多数人既不外出赚钱也不外出消费，社会保持很低的维持基本生存供应的水平，人们饿不死但也无法获得更多商品种类，每天短暂地外出买菜放风，然后在家里依靠互联网社交，因为收入消费放低，互联网也日益从全民网红经济退化成全民自发娱乐。

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强制放缓发展速度，人们收缩自己的物质需求，自发减少创造与消费，人类就这样停下来，让时间慢慢流过去。那种状态下，一部分人可能会回归到乡村自然经济当中，如果城市生活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和福利条件，那不如回去种地，人们花在赚钱和消费的时间精力减少，但原本的精神生活进度并没有停摆，可能会更多投入于阅读学习、艺术创作和宗教。

社会高速发展，大家都在赶一趟车，车上的位置是有限的，有人上的去有人上不去，下一趟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有没有，所以大家都慌张地赶车，前面的人把后面的人踹下去，后面的人把前面的人拉下来，谁也别好过。现在告诉大家车没了，咱们只能一起慢慢往前溜达，走到哪算哪，大家也就松了一口气。

每天从我爸妈睡觉到我睡觉，大概有四个多小时的时间，等于我每天就过这四个多小时。黑夜有一种深渊般的吸引力，迷雾中让人联想关于未来的混沌不可知，明确理性的东西就像融资策划书，不适合我的脑子，我就喜欢神叨叨说不清道不明，让人充满畏惧与恐慌的东西，所以我过得像个贫穷的神棍，也算是求仁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