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经远东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上海一度成为全世界的自由之地，世界各国的流亡者、间谍、商人、记者、军人、艺术家、黑帮云集在这里，这些人带来的是上海的万国文化。对一座城市来说，最能体现文化特征的就是建筑，上海不缺少外国风格的建筑，诸多的旅游攻略都会为游客们介绍那些遍布咖啡馆、酒吧和文艺小店的老街道。

这些成为旅游热门地点的建筑大多是曾经的民居和会馆，翻修完好并且有商家进驻。然而，如果想通过建筑去了解一座城市，这仅仅只是A面，B面则是那些曾经特殊用途的建筑，并且是在历史中由于特定时代和事件修建、改造、废弃的建筑。这些建筑很少有人去参观，多数已经荒废无人看管和维护，或者已经彻底变为民宅消失在历史中。

我想带大家探访的，是那些不常出现在旅行手册上的三座建筑，也是那些在历史中逐渐荒废的，这三座建筑曾经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成为这座城市的过往。这三处遗迹是上海万国文化的见证，而他们的衰败和埋没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皋兰路东正教圣尼古拉斯教堂

走在皋兰路上，时间都会变慢。这条典型的法租界小马路，宽度12.3-12.6米，是当年的老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规定的，并且以法国诗人皮埃尔·高乃以的名字命名为高乃以路。新中国建立后，上海的城市规划者们喜欢以各地地名来为街道命名，这条街道找了一个与高乃以读音接近的地方——甘肃省皋兰县，命名为皋兰路。

上海本地作家金宇澄在2012年发表了一部描写上海本地市民生活的小说《繁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两人从洋房假三层窗口，爬到屋顶上去，附近皋兰路东正小教堂，样子仍然很高，眼下是半个卢湾区，屋瓦温热，心情好”。这段文字中所提到的“皋兰路东正小教堂”就是我要去拜访的地方——圣尼古拉斯教堂。

十月革命之后，大量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俄侨民流亡到上海，鼎盛时期近两万人，1932年，俄侨领袖格列博夫中将为了纪念已故的末代沙皇，筹款在买下皋兰路的一块地皮修建了一座东正教堂，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字命名为圣尼古拉斯教堂，这是俄国侨民筹款自建的第一座教堂。

共和国建立之后，大量俄国侨民出于对共产政权的抵触而离开上海。到了1955年，教堂彻底关闭，1966年教堂的圆顶被毁坏，改为工厂，90年代又改成了酒店，后来又改成法式餐厅。现在这座教堂日常大门紧闭，看起来已然荒废，临街的部分变成了一家咖啡馆。但据本地基督徒朋友介绍，教堂依然在偶尔使用中，只是把一部分租给咖啡馆使用，复活节的时候这里还有活动，在上海的俄国人日常大多在附近思南路的一处场所进行宗教活动。

这些俄国侨民当年在上海算得上是混的比较惨的一群外国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难民，相当一部分是军人和军属。前面提到的格列博夫将军算是白俄侨民领袖，1923年他率领几艘小船载着白俄难民南下，一部分人到了日本，一部分人到了菲律宾，到中国的这批白俄难民一开始被北洋政府禁止登陆，最后各种软磨硬泡才得以上岸。

到了三十年代，俄国人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白人移民群体。对上海来说，这些俄国人犯罪率很高，很多不懂英语，女人很多卖淫为生，男人充当打手，是印象很差的欧洲人。但另一方面，这些俄国人试图扎根于此，带来了大量的艺术文化，包括音乐和芭蕾舞，很多人在上海的艺术院校中任教。

在这条皋兰路上，俄国人之前购买的地皮和房产之后纷纷转让，比如皋兰路27号，曾是俄国商人修建的德式建筑，后来成为上海著名书法家徐伯清的家；皋兰路29号，李祖薰从俄国人手中购得，他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柏林大学化学博士，也是著名实业家，国民党将领卫立煌也曾在这栋建筑居住过。另一栋有名的建筑是皋兰路31号，这里曾是一座114年前的学校——上海市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现在是上海市第四聋校，也是一所80年历史的学校。

如今的皋兰路闹中取静，虽然不远处就是三条地铁线交汇的陕西南路商业区，但皋兰路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气息，因为不是游客热衷的区域，所以平时人流量不大，只有熟识于压马路的爱好者才会逛到这里。

东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

东宝兴路，虹口区和闸北区的边界，如果说上面提到的皋兰路至少是破为文艺的步行街，还有很多人知晓，那座圣尼古拉斯东正教堂依然有着明显的外观，那么这座东宝兴路锡克教的宗教场所就真的很难被发现了。

走出东宝兴路地铁站，过马路穿过一道小铁门，就能看到这里——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社区诊所的右手边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门，进去之后，就会看到一座红砖建筑，如果不说你很难想到这是一座宗教建筑。

实际上这座锡克教谒师所的建成要比上文的东正教堂早很多。上海租界很多巡捕和门卫都是来自印度旁遮普地区的锡克人，一开始这些锡克人居住在广西北路（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公共租界建立之后，他们就搬到了虹口区。他们的特征是留大胡子缠红色包头，在英国体系里长官叫“阿sir”，经过印度英语口音的变异，所以中国人叫他们“红头阿三”。这个称呼是很贬义的，因为这些锡克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面相凶恶、态度粗暴、与中国人力车夫常有冲突。

1883年底，中法战争在越南北部爆发，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当时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边缘地区的欧洲人很惶恐，担心受到华人袭击，因此要求巡捕房增派巡逻。但这种情况下，招募洋人巡捕佣金太高，又不是很放心派华人巡捕，1884年开始有印度巡捕出现在上海。

为了满足这些印度锡克人的宗教需要，也便于监视他们的群体生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同意了他们修建宗教场所的要求，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修建了东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其实这些印度锡克人的待遇还是好的，法租界雇佣的是殖民地的越南人做巡捕，待遇更差，只能住在兵营里，几乎没有分房子、享受奖励和宗教场所这些待遇。

1934年的时候印度侨民超过1300人，其中近一半是巡捕和门卫，因为这些印度人之间方言不同，彼此亦有地区矛盾，所以期间又有三座新的谒师所修建，分别在江宁路、黄陂北路和舟山路。1943年汪伪政府接收公共租界，之后日军对上海外商企业进行军管，并解散了印度巡捕，再加上之后的国共内战，大量印度侨民陆续离开上海。到了1949年，仅剩东宝兴路的谒师所还在使用中，其他三座均已关闭。

共和国建立之初，上海的印度侨民仅剩200多人。到了1956年，上海市政府支持留在上海的印度侨民去香港谋生，留在上海的不足20人，在此进行宗教活动的锡克人只有5、6个。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这里再也没有教徒进行活动，谒师所也就变成了民居。当地的住户普遍都不太清楚建筑的由来，相关知识也错乱，满满求拆迁而不可得的怨念。

东宝兴路本身并无可逛之处，但周围一站地铁的范围内却有不少内容，北面是虹口足球场、鲁迅公园、溧阳路-甜爱路整一片休闲商区，东面则是海伦路创意产业园区，半岛湾、音乐谷、1933老场坊等上海文艺青年常去的地方。

乍浦路日本净土宗西本愿寺、日莲宗本圀寺

上海历史上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日租界”，只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英美租界）。所谓常提及的所谓日租界，指的是淞沪会战之后，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区被日本占领用于军事用途，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事实上的日本占领区。乍浦路是曾经日占区内重要的一条街道，也是一条通往苏州河并临近黄浦江的街道。

乍浦路是上海最早的美食街之一，以浙江嘉兴乍浦镇命名，在这一条街上都有大量二三十年代修建的房屋，被政府归为“优秀历史建筑”。

九十年代这里就非常繁华，有大量各地美食餐厅。倒退七十年，这里也曾是热闹非凡的，是在沪日侨主要居住的地方。但如今的乍浦路已经成为上海市区改造的难题，因为这里大量规划设施诞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都是在原基础上修修补补，导致水电线路老化、交通承载力差、道路狭窄不便。如今这里大量的店铺败落，处于废弃、拆迁和无人管理之中，有因为大量历史老旧建筑的存在，导致改造困难。

在这一片区域一直往北有大量的日本建筑遗迹，这里曾有亚洲第一个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东宝兴路125弄）；乍浦路341号的解放剧场原名东和馆，1932年建造，曾经专门上演日本话剧和电影；1949年改名为解放剧场。在此往西北部的西宝兴路还有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的上海宝兴殡仪馆，前身是由日本法光株式会社建造的焚尸场，到1924年逐渐完善成一座日本庙宇式的丧事礼厅，抗战胜利后，焚尸场由国民党政府战犯管理处接收。上文提到的鲁迅公园南边那里有语文课本里提过的内山书店，还有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旧址。

上世纪二十年代，信仰佛教净土宗的日本侨民仿照京都西本愿寺在这里修建了西本愿寺上海别院，同时期信仰佛教日莲宗的侨民也在这里修建了妙觉寺别院，后改名为本圀寺。战争结束之后这两座寺庙因为属于敌对国家寺庙，并曾为侵略军队服务，被取缔宗教活动，归招商局使用。本圀寺后来改为虹口区健身房和一家舞厅，西本愿寺后来则变成了民居，变成了海洋局下属的职工宿舍。通过保留下来的一些细节，依然可以看出这座寺庙的建筑风格，包括沿街巨大的拱形莲花瓣形状的券面，连成带状的浮雕，还有柱子和屋檐的样式。

本圀寺在1899年初设于南浔路1号，1922年迁至乍浦路439号。进大门为一座四方形柱体,南侧有3个尖顶刻有莲花的亭子,从正门石阶上去是座200平方米大殿。南面有一栋楼与大殿有甬道相通，北面有半圆形石雕外墙,上下三行二十一朵圆形莲花。墙的上方有巨大的莲花浮雕,呈扇形围绕着中间的窗户,窗户的下缘为连成带状的10块长方形浮，门廊前上方饰有微型印度佛塔,建筑外貌现仍基本保存。

西本愿寺最初设在文监师路114号，1906年开院，次年开始对中国人传教。1931年在乍浦路455号建寺院，作参拜神道、僧人住所和暂存骨灰盒之用。这座西北愿寺上海别院仿照日本西本愿寺式样建造，马蹄形的拱形大厅，沿街东墙可以看到大型的拱形火焰形券面，下面是三行二十一朵莲花浮雕。北面有拱券门斤，拱券立面饰半圆形浮雕。

上海的宗教建筑颇多，除了相对本土的佛教寺庙、道教道观、伊斯兰教清真寺之外，保存完好的主要是基督教（含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包括很早期修建的极具中式建筑的教堂——鸿德堂、敬一堂等等。原因可能是基督教教堂大多高大坚固，能够经受战火与时间，而且在上海一直有基督教活动，也一直有教徒群体，再加上欧美国家政府、商团、民间组织的影响，所以这类教堂保留完好的比较多，而上文提到的三座宗教建筑，大多荒废于教徒实力薄弱、人数稀少或惩罚战败国等原因。

这三座荒废的宗教建筑遗迹，皋兰路东正教堂由于位置的关系会条件好一些，而东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和乍浦路的日本佛教寺庙则可能面临拆毁的可能性，由于近半个世纪作为民居，对建筑物的改造、日常使用亦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并且目前看不到可能被重启为博物馆或修复的可能。